注：本文根据父亲档案、亲笔自传，及母亲（杨桂，1947年工作，1948年入党，曾任江苏省滨海县八滩区苇荡乡支委，妇联主任,88岁。已故）、三叔（范富军，原东海舰队温州水警区航保科副科长，正营级干部，现年81岁）、四叔（原江苏省军区独立二师五团一营一连，正连级干部〈省公安厅武警〉，现年77岁）、姑母（88岁，已故）口述，整理。
谨以此文献给建军90周年的地方武装战士们！
那个年代那些兵
—— 回忆在抗战、解放、建设时期地方武装的父亲
“人民万岁！”是毛泽东主席生前表达对人民感激时，说的最自豪的话语！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胜利；中国的成功发展，是人民支持拥护的结果；中国的强盛，依然是依靠人民的努力得以实现。习近平主席重申，“人民群众永远是历史的主人！”。人民是伟大的，祖国是伟大的。
强国，必先有强大的人民军队；强军，今天的中国人民充满自信。
人民，和军队向来鱼水情深。
人民军队从90年前的赤脚草鞋、衣衫褴褛，从山沟田头走来，从青纱帐、芦苇荡走来，从城市乡村走来，集合在党旗下，扛着军旗出发。
人民的地方武装，从中国革命之初，就是一支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他们，只有地区性的称呼，没有标准的建制，甚至没有统一的服装，但凭着对祖国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他们作出了不朽的功勋。
我的父亲范富斌就是一名苏北地方武装战士，在建军90周年的今天，让我们回忆我的父亲，以及千千万万个父亲们那个时代那条路……
出身贫苦 历经磨难
父亲范富斌，是我爷爷的长子，人称“大斌子”， 又称“范大盒枪”，1925年农历10月25日出生于滨海县八滩区东兴村东滩（时属阜东县八滩区东中兴村）。从我祖父上两代算起都是无地农民，一直以来祖辈三代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在当地天然的芦苇、茅草滩割草，在河泊中杈鱼为生。每年春天没有柴草时，便无粮下锅，只有刨茅草根须煮食，生活极端困难。直到1931年，父亲6岁那年，祖父替八滩地主张二材家耕种三十亩田，并替他家看护八十亩芦苇滩，才有了点地主给的粮食可吃，当然少得可怜，还不够吃。饥饿，成了当时我们全家老少乃至当地所有无地农民的最大困难。直到1943年春天，父亲已经18岁，因为家里没有吃的，全家人吃盐蒿度日，所有人全身浮肿……
祖父于1935年将10岁的父亲送去读书，希望他能识字解文，做个有用的人。可是两个月后，因为交不起学费父亲被迫辍学在家。第二年冬天祖父又设法让父亲去读了四个月的书，可因为学费很贵，加上父亲天生裂唇的体征，终于打破了祖父“望子成龙”让父亲成为识字文人的梦想。十二岁的父亲从此跟随祖父学做祖传的捕鱼、砍草等农活谋生。因为家住的地方靠海近，方便取海水，全家人还学起了“烧小盐”的活儿，当时小盐可以到外地换粮食。
1942年，盐阜地区的合德、阜宁都早有侵华日军的据点，日军猖狂残忍的扫荡时刻毒害当地百姓。共产党组织对日抗战的决心越发坚定，新四军在苏北农村隐蔽而广泛传播抗日思想，深受地方人民拥戴。1942年底，宣传新四军在苏北抗战的华东地区党内重要刊物《盐阜大众》（今盐城市党报）在我村秘密创刊，直接影响了父亲这样的当地青年农民，使他们对党组织、对抗日打鬼子有了新的认识。此后，18岁思想进步的父亲经常为当地党组织做小事，“跑腿”“传口信”“送东西”“背扛物资”等。
不忍欺压 坚决抗日
1943年夏天，父亲划着一条小木船装着家里烧制的小盐去阜宁兑换粮食。船上坐着我的奶奶、大姑（仅有12岁）和小姑。当小船到了阜宁硕集境内，就在娘儿四个为快到目的地高兴的时候，却被一条侵华日军巡逻船拦住了。一个日本兵和一个伪军马上跳到我家的木船上。只听见日本兵叽哩哇啦的一阵子，那些伪军让我奶奶老实说，船上装的是什么，有没有八路军的武器弹药。奶奶说没有，可是那日本兵仍举起手中带刺刀的长枪捅向船仓里的盐袋子。转眼间，几个盐袋全被捅破了，我的小姑被吓得绻缩在奶奶怀里哭了。此时，只见父亲突地站起身来，捏紧拳头两眼直盯着那个日本兵，满目愤怒——这些盐可是全家老小九口人多少天的汗水所获。
就在父亲站起身之时，那条巡逻船上又有日本兵叽哩哇啦一通。伪军告诉我父亲，说“皇军”看父亲个子很高，长得又很结实，要父亲和木船都留下来帮“皇军”干活。说着，我家的木船和同行的几条民船都被强行扣了，靠着日军一个在建的碉堡附近的河边。上岸时日本兵还让把所有船上的船桨、布帆抱上岸去，以防父亲他们逃跑。
父亲在愤怒无耐中熬过一天时间。第二天，父亲显得很异常，主动上岸“找事做”。很快讨得日伪军的“信任”，日伪军放松了对父亲的看管。日军为了戏弄中国人，用粪兜（苏北地区农民用来捡人畜粪的柳编农具）装饭，逼着父亲和其他中国人用手抓着吃。可是我父亲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伸手，一直忍着饥饿。
从第二天傍晚开始，父亲每走到自己的船帆船桨附近时，便趁着日军不注意，用脚朝河边使劲踢两下。到第四天傍晚时，在日军不注意之中，父亲已经把船浆船帆“蚂蚁搬家”式地踢到河口离盐船很近的地方。
就在我们家的船被扣的第四天夜里，河面上刮起东南风，父亲鼓励并帮助一起被扣的另外四条民船先逃，最后把自家的船桨和帆偷偷地抱上船，趁着夜色，轻轻地划着小船行到大约一里外，赶紧张满帆，逃出日军驻地，驶向老家方向。
父亲回到家的没几天，村上有个高姓的生意人从阜宁回来告诉我爷爷：“赶快让大斌子外出逃难，不然被日本兵抓去一定杀掉的！阜宁街上贴着悬赏布告，还有他的头像，说他领头把日军的几条船偷跑了，大斌子又是个‘豁嘴’子，容易被人认出来。”站在一边的父亲，听到这话更是愤恨极了，不禁泼口大骂日本兵。父亲当即向爷爷表示，“我不外逃！我要找关系参加打鬼子，和这不讲理的日本鬼子斗到底！”
两天后，爷爷为了保护我父亲的安全，终于忍痛把家里的小木船给拆散了，永远不想让父亲再出远门。爷爷给父亲买了一台手工织布机，想让父亲在家里学织布挣钱为生。
参加革命 对党忠诚
1943年秋天，当时的阜东县地方抗日武装一直在地下活动，进行游击作战。父亲想参加抗日“打鬼子”，一直在寻找武装组织。有一天，他打听到时任阜东县（滨海县前称）八滩区武装大队长杨义高的家，便迫不及待地来到杨大队长的家小新港（今滨海港镇板桥村）。杨大队长不在家，但听说这几天杨大队长可能回家。于是，那几天父亲便每天来一趟杨家。第四天，父亲终于见到杨大队长。
大队长对父亲裂唇这一明显特征，不利于保护和隐蔽表示异议，但他被父亲在阜宁的亲身经历和一再恳求的态度打动了，同意父亲先参加“模范班”活动。
这一天，父亲高兴无比，从杨家庄到我老家大约十几里地，他一口气跑回家。
参加模范班期间，父亲非常刻苦，因为没有文化，所以只要涉及到文化知识方面的活动，他总比别人勤奋用功。因父亲表现突出很快受到组织的任用。当时八滩区武装组织的主要任务除了发展地方武装力量以外，还要保护侉二桥的地下兵工厂、小新港的一个军用医药纱布裁剪坊以及在头庄村创刊的《盐阜大众》报社等机构的安全。这一系列重要任务的完成父亲自然都参加了。
由于当时武装力量的活动都是地下秘密进行的，所以对保密要求很高。但只要是组织上要求的，父亲总是不折不扣执行。1944年腊月，组织上发给抗日武装同志每人一笆斗（约四五十斤）的小麦过年，拿到家时爷爷问他是哪来的，父亲始终没说。爷爷急了，训斥道：“范家祖上没人做贼做匪，这么贵重的东西你在哪偷来的，赶快还给人家，你要把家风坏了，我打死你……”听到这里，父亲委屈地流泪了，他只是一遍一遍重复着一句话“肯定不是偷的，反正我没有做贼！”
父亲坚守着组织保密，宁可委屈自己，也不说出真相。他参加抗日地下组织一年，家里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一年中，父亲每天和二叔以出去放羊为名，然后他哄着二叔一个人去放羊，自己出去“有事”。
一天傍明，父亲悄悄地来到屋后的芦苇柴垛旁，四下寻视一下，然后小心而熟练地从一捆柴垛子中抽出一支拐榴枪，马上开始上油拭擦起来。这一幕被躲在一旁年幼的三叔四叔看到了。当父亲发现两个弟弟在身后时，他马上停止擦枪，把三叔四叔叫到面前，大声地问。原来，多少个傍晚父亲常常出去执勤，而且出去总先走屋后（其实是拿枪的），被三叔四叔发现了，出于好奇，今天他们看个正着。父亲听到这些，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马上又严肃地指着两个弟弟的鼻子警告：“这支枪是别人放在这里的，今晚要还给人家！不准你们告诉别人！不管是谁，包括父母！”说着父亲还拿着枪吓唬三叔四叔说：“如果你们告诉别人的话，这枪就自动朝你们开枪，你们就被杀掉了！”两个还很天真的叔叔听到这话已被吓得浑身发抖，赶忙答应父亲。事后，叔叔们真的一直替父亲严守秘密。
父亲也正是用自己独有的方法努力执行着组织上的各项要求。父亲认为，严守纪律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从进模范班起，父亲对完成组织交给他的任务看得比他的生命还重要。1945年3月的一天，父亲奉命在苇荡（今射阳县临海镇六垛村）秘密放哨。他选择在一条旱沟里隐蔽下来。
大概中午时间，从东南方向来了一群人马，约有二十人。待父亲看清楚时，他已是满腔怒火，因为来的正是他所痛恨的“日本鬼子”，人群中还有一个骑着马的“鬼子官”，显然又是下来封杀游击力量的。父亲本能地把子弹上膛，但他马上又冷静下来：我不能和鬼子拼杀！如果拼杀一定会暴露身后的组织！
想到这里，父亲又把子弹退下来，背好拐榴枪，猫着腰转身顺着旱沟向村子方向跑去。由于离鬼子人马不远，所以父亲只能弯腰贴着沟底急行。这条旱沟很长，沟底高洼不平，遇到河床较高的地方，父亲一米八几的身高还必须伏在地上爬过去，否则会暴露目标。
在旱沟急行过程中，父亲的一只鞋子被河底的淤泥粘丢了，两只裤腿也被撕破了。翻过旱沟，穿过一个小树林，父亲终于可以借着小树遮挡，直起身来跑了。但他不能顺路跑，只能赤着一只脚朝茅草地、芦苇滩地垂直方向奔向村子，这样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
等父亲跑到小新港时，十几里地茅草根、芦苇尖已经把他的左脚板刺得稀烂。但得到父亲这一及时报信，组织马上作了布置，相关人员以及军用医药用品都作了安全转移和掩藏。
对刚刚煮好的还来不及吃的一锅大米饭的处理问题，父亲和一个负责同志的意见产生了分歧。负责同志认为把米饭锅上放上东西掩盖起来，待日本鬼子走后可以拿出来吃。米饭在当时毕竟是非常珍贵的食物。父亲认为，因为这锅米饭，老百姓家里是不可能有的。如果日本鬼子一旦发现这里的米饭，必然断定这里有武装组织，那么鬼子一定会锁定这里“挖掘扫荡”，村子里和组织的损失会更大。所以，干脆把米饭倒到河里去，否则会因小失大。
大队领导采纳了父亲的意见。后来的事实证明，父亲的意见是正确的——就在这一天，鬼子路过的另一个地方正是因为发现了米饭，对村庄进行了疯狂的烧毁挖掘，损失惨重！
在当时讲究出生成份的年代，我们家几代贫苦农民出生，加之父亲的思想先进，自然会得到组织信任。1943年底，负责到盐阜地区宣传发展地方武装力量、统一抗日思想的两位八路军女战士周慈、周英（应该是化名，不知道真实姓名），被组织悄悄安排藏住我家。我家住在东滩芦苇荡中，四周没有邻居，没有大路，很便于隐蔽。为了安全起见，父亲和爷爷还决定在我家牛屋下面挖了地窖，让两位女八路战士晚上在地窖里休息。白天她们躲在芦苇荡中工作、活动，吃饭都是奶奶做好后由父亲送到芦苇荡她们的手中。所有的站岗放哨任务自然是父亲承担。白天父亲常常爬到高高的草垛堆子顶上，以便看到更远的地方；晚上，他就带着家里养的一条黄狗到小路口放哨执勤。尽管如此，为了保护她们，预防哪天八路军女战士被扫荡的日军在家里抓到，父亲还让奶奶给她们穿上一套破旧的农民衣服，随时用锅底灰涂搽在脸上，约定好让她们假扮成奶奶的哑巴女儿……
抗战期间，父亲没有冲锋陷阵的赫赫战功，也没有参加过大规模正面作战的机会，有的仅是几次“搔扰式”游击作战，日常执勤放哨、掩护组织以及保护转移机构人员。但父亲凭着保家卫国对民族抗战的忠贞、对日军侵略残害人民的无比痛恨，凭着他独特的思维和智慧，在抗战过程中赢得了领导、同志的信任和肯定。
1945年侵华日军投降，抗战胜利，中华民族结束了14年的苦难历程。8月的一个下午，父亲在区大队开会，当父亲听领导传达“抗战胜利”这一喜讯时，不禁簌然泪下——似兴奋似感动又似仇恨！
晚上，父亲回到家里，不知在哪弄来一瓶白酒，桌上没有什么菜，仅有一碟萝卜干，还有一条咸鱼。父亲和爷爷面对面坐着。
这一晚，父亲喝了近一斤白酒，尽管已经烂醉如泥，但爷爷一直没有阻止父亲，让父亲尽情地喝着……因为爷爷了解父亲的心里。
解放事业 建功立业
经过一年多的组织考察，1945年8月父亲在季秀云同志（党小组长）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身为民兵骨干的父亲还兼第二行政组长。1946年5月，父亲任村农会副会长。1947年7月任苇荡乡支委，乡组织员，兼民兵指导员。同年冬天，任乡副指导员。1948年春，任苇荡乡指导员。
1948年9月（农历8月16日，中秋节第二天），父亲受命带领100多名滨海籍民工前往徐州淮海战役前线，参加火线救伤员抬担架工作。带领这么多民工长途跋涉，奔赴徐州，这是父亲参加地方武装工作以来第一次远离家乡执行任务。盐阜地区是新四军军部重建之地，盐阜人民有着优良的拥军传统。从盐阜地区抽派支前小分队队，只有滨海等三个县区，父亲对这次重要任务无比重视。在漫长的行程中，父亲以身作则，关心同志，重视动员，打消部分民工的消极“调队”情绪，力争全员赶赴前线完成任务。从急行军赶赴前线报到，到火线组织抢运伤员，每个环节都丝毫不敢懈怠。
一次，在某战役战事间隙期间，父亲正穿梭在壕沟里，一米八三的大个子，习惯性猫着腰，背上的拐榴长枪时而靠地，时而碰到壕沟。在壕沟里呼吸了几十天的硝烟、粉尘，父亲还不时地咳嗽着。一位团长模样的军官（据父亲说），在壕沟里主动叫住了父亲。问了父亲的一些情况后，军官望着眼前这个认真负责的大个子乡指导员支前队长，也许是赞许，也许是鼓励，主动发给父子一支美式驳壳枪（据父亲讲是缴获国民党军队的战利品），让父亲背了几年的那支长枪交给了部队。这样，父亲的随身武器轻便多了，也是让父亲感动不已，终身难忘。
1948年时值腊月，我的爷爷已经到八滩区打听几次，听说前线战事结束了，担架队应该到家才是。可是，父亲既没有到家，也没有任何消息，组织上也没有准确的回话（当时无其他通信渠道）。年根岁底，人没有回来，在前线牺牲是很可能很正常的。随着离家时间的拉长，作为爷爷奶奶的长子，父亲和母亲已经结婚，还没有给爷爷奶奶留后……，爷爷和奶奶已经寝食难安。农历腊月24日下午，我年仅9岁的四叔，看着有人家杀猪、蒸馒头忙着过年，就问爷爷我家何时蒸馒头，被心烦的爷爷冲一句：“你大哥现在是死是活还不晓得呢，还过什么年啊？”
腊月二十六的凌晨四点左右，爷爷奶奶又是一个难眠之夜，点亮了床头的油灯，爷爷抽着旱烟，奶奶在流泪……。突然，有人敲门，“妈，妈！我回来了！”“哪个啊？是大斌子吗？”奶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抢着从床上下地开门。
父亲回来了。因为他们是前线靠后回家的支前队伍，所以回来得很迟。
可是眼前的父亲，着实让爷爷奶奶不敢相认。离家三个多月，消瘦憔悴，苍老无比。出门后从来没有理过发，没洗过澡，蓬头垢面，头发太长，身上奇痒还不时抓挠着（是身上生虱子了），不时咳嗽……，奶奶心疼地哭了。爷爷赶忙叫起我母亲及全家老小，点灯烧水给父亲洗澡，换衣服。一家连夜开始准备蒸馒头，准备请人杀猪忙过年。
建设国家 奋鞠躬尽瘁
1949年10月1日，受组织任命父亲任阜东县八滩区苇荡乡建政后第一任党委书记兼指导员。下午，在苇荡小学操场，在全乡干群大会上公布了组织任命决定，公开了自己的身份。1951年6月，县委送父亲参加盐城地委党校学习了三个半月。10月份父亲任八滩区委组织员。1952年元月，县委抽调父亲参加县整党队工作。整党结束后，父亲又被县委送地委合作化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三个星期。学习回来后至1954年9月任八滩区农会副主任。1954年9月23日至1955年7月22日，父亲参加了盐城地委工农干部文化学校10个月的脱产学习。1955年8月，父亲被调县公安局工作，虽已在公安局领取了8、9月份工作津贴，但因县合作部（后来的县委农工部，今县农办）工作太忙，人一直留在县合作部工作，未到公安局报到。1956年春至1962年，父亲任滨海县委合作部直属单位县铁木社书记（在今盐城市滨海现代农业产业园境内）。在当时建国后不久几乎无工业的县级单位中，铁木社是滨海县委的重点单位，它负责生产全县农民所需的铁锹、锄头、镰刀等所有农业生产用具。1962年，我国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家出现普遍的饥荒问题。中央号召各级机关干部下放农村，带头发展农业，生产自救，以减轻负担，缓解社会矛盾。我父亲积极响应中央号召，主动要求下放到老家振东乡头庄村带领村民开展农业生产。
此后，县委筹建新滩盐场时，又抽调父亲担任石材运送负责人。县委组建县百里家禽场时，父亲担任头庄分场场长。县林场在招聘护林员时，父亲还担任县林场13公里林段的护林员。
父亲从参加工作起，一直注意团结同志、关心他人、心系群众。建国以后，父亲在祖国建设时期的任何岗位上，总是认真负责，身体力行。
当年从苇荡乡上调八滩区工作时，乡村的十几个干部都不舍流泪。从区调县工作时，同志们也是恋恋不舍，分别后仍保持书信往来。
在农村工作时，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总是深入群众，尊重人民。在天场潘荡工作期间，到任几天就和群众打成一片，很快赢得群众信任和支持。群众积极主动向他反映情况，为后来组织上解难题作决定提供了依据。在父亲的眼里，群众的事，事事都是大事。凡是群众的问题，父亲不分白天黑夜，风雨雪天，总在第一时间前去了解去解决。
父亲在担任领导职务时，总能吃苦耐劳、身先士卒。1950年开挖八丈河（今射阳县六垛境内）时，为保证工作进度，父亲昼夜不分，带头到复杂的沟底抽水，因表现突出还荣获二等功。在历年防汛工作期间，时刻不离堆堤半步，吃睡在堆堤上。
父亲热爱祖国，支持国防事业。1955年在盐城地委党校脱产学习期间，不忘嘱托弟弟们参军卫国。在他的影响下，我的三叔、四叔先后参军，并都能在部队成长担任领导职务。
从淮海战役支前回来后，父亲的肺功能一直不好，咳嗽不断。加之，后来工作环境的艰苦，生活条件差，医治不及时，1974年，终因积劳成疾，因肺空洞并发脓肿病逝于淮海农场医院，享年49岁。
写在结束时的话：
父亲去世时，他的六个孩子只有我大哥当年成家，最小的我才三岁。我的母亲凭着那个年代那辈人固有的顽强，一路艰辛，一路坚持，一个人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
母亲告诉我们，父亲短暂的一生，是为国为民的一生。他是个正直坦诚热心的好党员，好干部，一生清白做人，廉洁从政。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对国家忠诚。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三年，作为他的子女，我们无比欣慰。他一生的经历一直影响着我们。如今，我们兄弟姐妹中已经有三人成为共产党员。大哥还担任过村委会副主任，本人现任县教育局职能科室负责人，“江苏省青年志愿者先进个人”。我们今天回忆父亲，纪念父亲，就是要继承他的优良传统，不忘父辈，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与时俱进，发扬光大！要恪尽职守，倾心为民，服务社会，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梦只争朝夕，勤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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